张艺谋生于1951年11月，陕西西安人，在电影学院学的是摄影专业。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红高梁》，不仅获得了1988年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双项最佳故事片奖，还在国外为中国电影获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这之后张艺谋执导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有话好好说》等又频频在国内外获大奖。
2004年，张艺谋新作《十面埋伏》上映之后，很快出现了“双高”热潮，一边是高票房，一边是高争议。8月，张艺谋精心设计的雅典奥运闭幕式“中国八分钟”惊艳登场，但意料之外的是，一场非常值得期待的表演并没有得到好评，反而被指责手法低俗。
2004年11月，“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一批权威学者和著名作家会聚一堂，在张艺谋缺席的情况下，对他的作品开始了品头论足。与会者普遍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的一朵“奇花”，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他最近的两部武侠作品《英雄》和《十面埋伏》都有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少心灵感受，这使张艺谋电影“感受不到正大悲壮的史剧和反映滚滚红尘中人民疾苦的颤栗之处。”同时“也没有直面惨淡人生”。
网友评论：张艺谋的困境与自我否定
商业电影实际上是把自己赤裸裸展现在观众面前，没有任何电影之外的东西可以遮挡。
张艺谋的困境正是中国电影的困境，张艺谋的自我否定，正是中国电影的自我否定。
《十面埋伏》公映之后，骂声一片。然而张艺谋的问题真的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我看未必，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电影商业化的步履维艰。
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走上影坛时，就有意向商业电影作了坚决的拒绝。他们故意摒弃正常叙事、人物的情节化处理，在标新立异中确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可以说，是故作深沉、高深莫测成全了这样的电影。
事实证明，“第五代”的这种风格只是他们冲上影坛、显示自己存在的敲门砖。在取得成功之后，张艺谋、陈凯歌都自觉抛弃了这种风格，开始向传统叙事彻底回归。他们看似走了弯路，但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机智的策略。如果张艺谋们出道之初就大拍商业电影，那么，他们将注定无法获得立身机会，因为商业电影实际上是把自己赤裸裸展现在观众面前，没有任何电影之外的东西可以遮挡。而就电影本体而言，张艺谋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些不足被其他电影外的因素弱化了而已。
孔庆东争鸣：从灯笼鬼到琵琶精--张艺谋与艺术背道而驰
前言：2004年，评论张艺谋，成了评论家的时尚话题。在《十面埋伏》公映几个月后，张艺谋依然成为评论家关注的对象，这不能不耐人寻味。近期，陈晓明在《读书》杂志上力挺张艺谋，在网络上，引发众多网友口水大战，一时间，板砖无数。孔庆东的这篇文章，从“人民性”切入，视觉独特，但又切中要害。像是开给在反艺术道路上渐行渐远的张艺谋
的一剂处方。
“张艺谋作坊”里没有一个人专门研究过历史，既不懂文学史，也不懂武侠史，既不懂帝王，也不懂政治，完全是闭门造车，一群瘸腿瞎子摸着石头过河。
从灯笼鬼到琵琶精，从故弄玄虚到“倚门卖色”，张艺谋明显在走一条令人惋惜的违背艺术规律的邪路。摄影师出身的他，最后又回到了颜料铺。
张艺谋是我最欣赏也最尊敬的导演之一，在我写下这篇批评讽刺性文章的同时，我仍然保持着对他的敬意。或者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敬意，便根本不值得对他进行这番针砭。
一个是“爱人民”，一个是“爱美色”
在我看来，张艺谋的成功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爱人民”，一个是“爱美色”。爱人民使他的电影朴实、雄健，感人肺腑；爱美色使他的电影奇幻、绚烂，夺人眼目。当他的“爱人民”与“爱美色”结合得比较一致时，他的电影就是精品，就是倾国倾城感天动地的绝代佳丽。而当他的“爱人民”与“爱美色”结合得不那么一致甚或背道而驰时，他的电影就是次品，就是涂脂抹粉缠足隆胸的畸形人妖。倘用比较传统的文艺理论来阐述的话，其实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如何水乳交融的问题。
早在近20年前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和他导演的《红高粱》问世后，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电影的视觉复苏》(收入拙著《47楼207》一书)，高度赞扬了张艺谋为中国视觉艺术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这篇短文获得了由郑洞天等担任评委的“金鳄鱼”影评大赛的惟一金奖。后来当许多人指责张艺谋的电影是专门以中国社会的黑暗面迎合西方老爷的胃口时，我在国内外的不同场合多次为张艺谋辩护，我认为张艺谋的国民性批判是继承了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是从人民性的立场出发，对中国文化的弊端进行深刻反思的佳作。这种反思借助了张艺谋独特的视觉艺术才华，因而就凸显得格外张扬、格外沉重、格外具有“东方魅力”。
不过我也渐渐发现，张艺谋的“人民性”未必是自觉的。跟他的陕西老乡贾平凹先生酷似，他的成功之作离不开构成其生命体验的乡土情结和底层经历。当他的摄影机对准他曾经与之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普通人民时，那镜头就像陕西姑娘深情的“毛眼眼”一样，是感人的，是钻心的。而当他的镜头离开了“翠巧”和“憨憨”，离开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离开了“段孙井”和“菊豆”，离开了“秋菊”和“我的父亲母亲”时，他的镜头里就只剩下所谓“技巧”，只剩下色彩变幻的自我炫耀。无论巩俐还是章子怡，无论李连杰还是刘德华，都成了被他敲着小锣廉价耍弄的猴子，不但于艺术无补，反而漏洞百出，最后除了拼命舞动票房收入这张床单外，再无任何办法遮住那个阵容如此豪华的超级红屁股。
张艺谋站到了财大气粗者的行列
张艺谋过分迷恋自己的镜头感觉，逐渐脱离人民的“唯技巧主义”的倾向，其实在他成名不久，就已初露端倪。《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毫无生活根据，既没有上海味，也没有江湖气，故弄玄虚，大失水准。不过当时的观众觉得这是张艺谋故意拍的媚俗片，意在证明自己的市场能力，所以大家只是一笑置之。后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由于苏童的小说原作《妻妾成群》文学基础比较好，所以改编成影片后，整体上还是成功的，但在技巧上已经有点装神弄鬼了。中国的官绅也好，土豪也罢，没有那样使用大红灯笼的。张艺谋通过把山西的乔家大院拍成“棺材”造型，故意渲染的点灯意象、“捶脚”细节以及鬼气森森的半夜唱戏等情景，完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妖魔化。这种妖魔化脱离了张艺谋自身的知识和体验，只是对文化界主流思潮的一种视觉放大。所以它在“反封建”的同时，也“诗化”了封建礼教。外国观众真的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果然是一个充满了“东方奇观”的神秘国度。其实如果作为单纯的象征手段，鬼气森森的灯笼不是不可以使用。此后同样是张艺谋指导的芭蕾舞版《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灯笼等道具的运用就比较到位，鬼气减少了，人味增多了，加上舞蹈和音乐的魅力，在整体的艺术性上，对电影原作是有所超越的。但是张艺谋仿佛对那个“大红灯笼”中了邪，党和领导也没有及时给他指出艺术道路上潜在的危险，于是张艺谋就一步步从人民的黄土地、高粱地，走进变态地主的深宅大院，再走进强权暴君的深宫大殿。
本世纪初我客居韩国任教时，曾预料到李安的《卧虎藏龙》会获奥斯卡奖。但当我听到张艺谋也要拍武侠片，并在网上看了他的拍摄计划和创作集体时，我就意识到张艺谋误入了“反艺术”的歧途。“张艺谋作坊”里没有一个人专门研究过历史，既不懂文学史，也不懂武侠史，既不懂帝王，也不懂政治，完全是闭门造车，一群瘸腿瞎子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拍一边胡乱编造故事情节，用东北话说是“吃铁丝拉笊篱——编得快”，怎么可能拍出佳作？作家海岩先生说：真奇怪，张艺谋用好几亿去拍电影，却舍不得拿出500万请人写个好剧本。结果《英雄》一问世，左派骂他是向帝国主义强权献媚——张颐武说他是“强者的逻辑”，右派骂他是为封建暴君招魂——魏明伦发表文章题为《劝君少刺秦始》，广大民众则只当看了一场“广告片集锦”，原来张大导演也不过这么恶俗。
在舆论的一片批评声中，“张艺谋作坊”的态度却极为恶劣，他们的反唇相讥无非是，用投入的金钱和精力来代替艺术价值，用票房收入来代替艺术水准。在中央电视台“精品赏析”的那场辩论中，我考虑到电影还在上映，而且还要出国挣钱，不忍心砸人家锔了三个大钉的瓷花大饭碗，所以批评得还是颇讲究分寸，连陈晓明说的“美学暴力”那样的词都没有用，只说了一些具体的情节欠妥之处。我事先看过《英雄》的拍摄记录片，知道连影片中威震天下的秦军呼喊的“大风”和用脚发射弓弩的武功都是张艺谋亲自替古人发明的，省了不少钱。省下的钱用来把吹到张曼玉脸上的树叶一片片都剪掉尖端，以免刺破张家妹妹的玉面。但是张艺谋不知道古时的“大风”就是“麻风病”的意思，而用脚丫子扣动扳机是20世纪大日本皇军为了“玉碎”自杀才发明的，因为他们的“三八大盖”式步枪太长，抵住喉咙之后只有用脚才能开火的。其实这些吹毛求疵都无关紧要，紧密配合全球“反恐”的美国官话，把人民的反抗说成是不顾统一大局，把文化的多元解释成“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以强权为“英雄”，以代表民众英勇复仇的战士为小丑，无论秦王是否象征美国，都意味着张艺谋在“反艺术”的同时，离开了养育他的弱势群体，离开了曾经是他同行而今天正不断下岗的千万个纺织工人，自觉站到了财大气粗者的行列。
张艺谋最后又回到了颜料铺
然而《英雄》还毕竟是个完整的故事，毕竟堂而皇之地讲出了一番道理。今年再看《十面埋伏》，许多人不禁悔恨对《英雄》批评过苛，有失宽厚。我也夹杂在散场的人群中仰天长叹：唉，看过《十面埋伏》，才知道《英雄》不错啊！除了继续卖弄人人皆知的色彩外，《十面埋伏》几乎“完美”到令人无话可说的地步：挂羊头卖狗肉的片名，俗不可耐的主题，缺胳膊少腿的故事，弱智而又自恋的对话，荒诞不经的武功……用一句金庸《倚天屠龙记》里的话，真叫人“不识张郎是张郎”了。张艺谋至此，已经彻底堕落成一个“卖色为生”的艺人了。摄影师出身的他，最后又回到了颜料铺。
可是喜剧似乎刚刚开始。尽管文化界、学术界对张艺谋好意恶意的批评声不少，但是这些反而更加提升了张艺谋的“票房号召力”，也更加使他的大名不仅远播四海，而且威震公卿。国家派他搀和“申奥”了，果然张艺谋马到成功，因为他抓住了一个“笑”。只要中国人向着世界(其实就是几个强权国家的老头子)笑，微笑，大笑，开心笑，皮笑肉不笑，党政军民工青妇，男女老少二尾子，轮番向着世界的“英雄”们咧开大嘴小嘴，傻笑媚笑胁肩谄笑，于是就“奥运轮流办，下回到俺家”了。
挟申奥成功的东风，以《图兰朵》恢弘的气势，放出《大红灯笼》的鬼手，发扬《十面埋伏》的邪劲，张艺谋精心“现眼”了雅典奥运闭幕式的“中国八分钟”。这八分钟的表演，除了唱《茉莉花》的小女孩被烟花吓了一跳这个情节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之外，几乎都说是癞蛤蟆落汤锅，好不好吃先令人恶心。批评的意见主要集中在那一组“玉腿报国”的琵琶精身上。有的说这大腿战术是从山东郓城艳舞团剽窃来的节目，连歌曲都没有改动，只是该艳舞团已被取缔，不料竟跑到了雅典。有的说高跷幽灵如同鬼怪服食了摇头丸，有违奥运精神。有的说那段京剧不伦不类，仿佛闹鬼。其实我想张艺谋主观上肯定还是要尽量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和美妙之处的，只是他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支撑他的设想，他心目里的“中华”已经是脱离了“人民”的一群抽象的“牛鬼蛇神”。他认为现在的自己是个很懂文化的“大文化人”了，而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当纺织工人时，他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为了拍摄《红高粱》真的种了一大片高粱时，以及他带领巩俐刘佩琦等到陕西去体验“秋菊”的生活时，那时的张艺谋才是真正有文化的，才是真正“中华”的。
从灯笼鬼到琵琶精，从故弄玄虚到“倚门卖色”，张艺谋明显在走一条令人惋惜的违背艺术规律的邪路。当然，我们不能以此就否定张艺谋的主要成就，也不能断定张艺谋今后不会迷途知返。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电影界像张艺谋这样的奇才是不多的，我希望评论界一方面尖锐地给以批评，另一方面则还要满腔热情地鼓励。张艺谋，毕竟是咱穷人的孩子啊。
张艺谋的失败并非个案，“第五代”身上的问题，“第六代”身上同样存在，甚至更加严重。像张元早期拍摄的地下电影都是凭借非电影的因素而获得广泛的影响，而当他投入商业电影拍出了《我爱你》、《绿茶》时，人们突然发现，他连基本叙事能力都很欠缺，商业电影的严酷规律撕开了张元过去的神圣外衣。娄烨也一样。
所以，与其说张艺谋在向商业电影投降，不如说是他鼓足勇气向电影本质的主动回归，对非电影元素决定电影品质的旧有模式的坚决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的困境正是中国电影的困境，张艺谋的自我否定，正是中国电影的自我否定。
文化杂议：张艺谋，如何打造文化名片？
2004年的11月，张艺谋，这个名字在国际电影界备受关注；与此同时，张艺谋及他的电影，也第一次受到了中国知名专家、学者的高峰“诊断”———为什么张艺谋的电影能频频在国际电影界获奖，并在国内外取得较高的票房？张艺谋，中国电影的品牌，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为什么他的电影有时却缺乏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这张名片，能否全面准确地传播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从《红高粱》始，至《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终，张艺谋品牌的艺术期结束了；与新画面公司的合作，张艺谋品牌的娱乐时代开始了。“种萝卜”的张艺谋，不知不觉就被“卖萝卜”的张伟平扒开了电影的艺术外衣，把它赤裸裸地推到了商业的怀抱。《英雄》、《十面埋伏》已把商业性推到了巅峰！
可是，被商业气息强烈包裹的、在国内外都备受票房追捧的张艺谋娱乐电影，其内核、其精神却是怎样的呢？
张艺谋成了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然而，遗憾的是，张艺谋没有少描写过丑陋，可是他却没有写那些无处不在的人性之光，没有慰藉久在浮躁社会的观众对人性呼唤的潜意识。在《英雄》、《十面埋伏》被西方电影节提名时，我想起了新锐导演陆川的《可可西里》，这部电影的艺术力量，又令人再次联想到鲁迅学生萧红的《生死场》，人在绝境中的挣扎以及人与自然的抗争。对人类自我生存状态的扎入心底的叩问，难道震撼不了久居浮躁社会的观众？
张艺谋说，“拍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怎么拍。”结果，形而上的审美空核成了他的“玩形式”。但是，再美的花地、再空灵的竹海，又如何能掩盖住心灵的枯浅？在把握电影形式的功力上，张艺谋是国际一流的。《英雄》、《十面埋伏》创造的视听奇观，是绚烂的。然而，古人云：“绚丽之极，归于平淡。”不知道，这位屡屡切中国际电影娱乐市场的大导演，在告别武侠片后会不会终归平淡，而向人类的心灵去开掘？
缺乏激情，想像力枯竭，电影成了电玩游戏，是娱乐时代的悲哀。淡化对社会、对人生人文关怀的激情，以一种游戏、麻木心态来迎合市场是欠妥的。电影本质，就是一种梦的感动与释放，写人的故事，说人的真诚。电影，有时是不需要太多的商业包装与炒作的。不要把观众想像得太浅薄，不要把电影当作游戏。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这更是对电影的糟踏！
著名作家梁晓声从文化角度对张艺谋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国家一流的导演能拍出一流的电影，一流的电影能够引领我们民族的文化，给文化提供经典，这才是对电影文化的贡献。”张艺谋，是有资格、更有条件做经典的导演。
